中国汉传佛教高调地崇尚素食主义还缘于国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诠释。中国佛教徒认为佛教最基本的伦理就是慈悲，而慈悲是扩充到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体“众生”，杀生食肉正是对这一慈悲原则的最严重与根本性的颠覆。所以与其他佛教传统不同，在中国佛教的生活戒条中，戒杀是放置于一切戒法之首的。对肉食的禁戒一方面具有宗教性的意义，如食肉严重妨碍了修法成道，具体表现为这一行为还触犯佛教的因果法则。

公元517年，中国佛教历史上开展了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名法会，深信佛教的梁代国主萧衍（梁武帝），这位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佛教徒皇帝，亲自主持佛教界名僧就有关制断酒肉的戒法进行了论辩与抉择，最后以国家行政命令的形式，颁布了制断酒肉的禁令，从此素食逐渐而成为中国汉传佛教修行与生活中的基本定制。

发生在六世纪中国佛教场域中的这段关于佛教教义是否戒杀与素食的论争，可以说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件，它不仅决定和影响了中国汉传佛教以素食主义为特色的生活传统，也塑造与规范了中国人俗世生活中的许多习行与礼仪。佛教来源于印度，而在原始印度佛教的法流中，初期上座部的戒律并没有对肉食的严格禁制，中国汉传佛教对于肉食的禁制是与印度大乘佛教的思想有关的。佛教传入中国是以大乘佛教的教义为中心的，而大乘佛教的经典中出现了鲜明的有关素食的论述，如著名的大乘佛教经典《楞伽》（Lankavatara-Sutra）、《涅槃》（Nirvarna-Sutra）、《华严》（Mahavaipulya-buddhavatamska-Sutra）、《楞严》（Surangama-Sutra）、《央掘》（Angulimaliya-Sutra）等，都明确宣说慈悲禁肉的素食观念，表示佛教的慈悲理想及修道生活与禁断肉食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我们略举一二为证，如《楞伽经》中专门有一节讲说断除肉食的必要性：“夫血肉者，众仙所弃群圣不食，是故菩萨不应食肉”。“以食肉故一切障碍不得成就，是故菩萨欲利自他不应食肉”。《涅槃经》中也说“莫食肉、莫饮酒，调伏心蛇，令入道果。深思行业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此生空过后悔无追。涅槃时至，示教如是。”这里指出了肉食不仅是不净的食物，伤害身心，而且会直接障碍佛道的修成。这些著名的大乘经典在中国佛教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而经中所阐明的这种受持修行不食肉法的观念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是深入而广泛的。

中国汉传佛教并不以初期上座部佛教的律典来规范自己的宗教生活，而通行的生活守则是以具有大乘佛教戒法意味的《梵网经》（Brahmajala-Sutra）为主。而这部戒经也明确提出了素食的规定：“一切肉不得食，夫食肉者，断大慈悲佛性种子，一切众生见而舍去。是故一切菩萨不得食一切众生肉，食肉得无量罪”。戒经表示素食主义是佛教慈悲思想的基本要求，违背了这一慈爱的原则，根本无法成为一名合格的佛教徒。不难理解，中国佛教界所流行的思想与规范性法典都对肉食有明确的禁制，这一特色是在世界其他佛教传统中鲜见的。

研究者发现，中国汉传佛教中素食主义传统的形成不单是接受了大乘佛教禁肉观念的要求，更是融合了中国本土儒、道文化的思想。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儒道两教思想中，都有暗示仁恕之教与素食慈悲的教导。如儒家说的“君子远疱厨”，“闻其声不忍食其肉”，道教崇尚的自然主义也表示了对于包括动物在内的一切生命的尊重与宽仁。于是，中国民间的生活世界就具有了戒杀祭祀的习俗。中国传统每逢祭司及日蚀、月蚀等时节都要“斋戒以事鬼神”。而在中国最早的医典《皇帝内经》中也提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的养生学。这些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大乘佛教的禁肉戒并没有普遍地出现在世界其他的佛教传统中，而只有在中国佛教的场域才得以如此的彰显和深入人心。

中国汉传佛教高调地崇尚素食主义还缘于国人对佛教教义的理解与诠释。中国佛教徒认为佛教最基本的伦理就是慈悲，而慈悲是扩充到包括动物在内的整体“众生”，杀生食肉正是对这一慈悲原则的最严重与根本性的颠覆。所以与其他佛教传统不同，在中国佛教的生活戒条中，戒杀是放置于一切戒法之首的。对肉食的禁戒一方面具有宗教性的意义，如食肉严重妨碍了修法成道，具体表现为这一行为还触犯佛教的因果法则。如著名的佛教皇帝梁武帝提出戒断肉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认为肉食本身即是无明报聚之所，百难之因，“咁食众生乃至是四百四病一切众苦因”。于是，在中国汉传佛教徒看来，解脱生命苦难首先就必须成为一名素食主义者。一直到中国明代名僧莲池大师，还专门以诗的形式表示了这一看法。他著名的《七笔勾》中就析理精微地讲说了肉食会造成无休止的冤报轮回，而提倡把美味嘉肴一笔勾。扩而言之，这种冤报也是一切战争的根源，中国佛教徒们相信：千百年来碗里羹，冤深如海恨难平；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这真可以说素食主义是和平的饮食，国泰民安可以从饮食起居中去寻求解决之道。

中国流行一种说法是病从口入，就是说饮食是影响健康的第一大杀手。这种观念很可能是从佛教中演化而来，中国汉传佛教对于肉食的禁制不仅就宗教灵性的高度来理解，同时也从身体营养学的方面提出“不净”的观念，指出肉食不净，对健康有害，所谓“穴腥为法，增长百疾”，而蔬食则能“气力充满”，“能有补益”（梁武帝《断酒肉文》）。这种观念可以说也延续了大乘佛教经典（如《楞伽经》）所讲肉食“多有无量恶虫，身多疮癣、白癞病疾种种不净”的说法。可以说，中国佛教有关素食的论述从身心两方面都有了完整的表达，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主义还特别强调了“素心”，即慈悲不伤害一切生命的意识才是素食的根本所在。

早期佛教律典中，佛陀允许其弟子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可以食肉，这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所谓“三净肉”（眼不见杀、耳不闻杀和不为己杀）的说法。这一观念影响了南传上座部佛教、及蒙、藏佛教的传统，他们认为佛陀没有特别强调素食的戒规，托钵的生活是随遇而安，施者给什么都应该接受，佛教并不是专崇素食的宗教。

实际上，佛陀的教化重于正面的宣导慈悲与戒杀，重视以身示教，鼓励弟子们自觉领悟慈悲的要义。佛教重于行门，当修持者对于慈悲有了深入而真实的体验时，他们的身心是无法接受有伤害性的食物。而且，佛陀治律并不喜欢用强制的方式去规范他人，而更倾向于正面的引导，故重说慈悲戒杀，而于禁制乃是“随事渐制”，即弟子犯了伤害性的事件，影响到僧人或僧团的整体声誉，佛陀才会制律予以规避。

中国佛教徒对于佛陀的这一教导风格有着深入的体会与智慧的诠释。与中国佛教素食主义相关的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佛教徒对于印度佛教从初期不严禁肉戒到大乘佛教开始严格地主张素食主义这一历史的转变，有着一种独特和巧思的理解与论述。他们认为佛陀的制戒是阶段渐进式的，就是说，佛陀初期弘教制戒重于“方便”，允许弟子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肉食，但同时表明这并不是佛陀的根本教义，而是一时权宜之策。六世纪著名的中国佛教徒沈约写了一篇题为《究竟慈悲论》的文章就提出，佛陀“开设三净”乃是“用申权道”，方便说法，等到《涅槃》等大乘经典的出现，禁制肉食，明确否定方便食肉才是“大明隐恻”，慈悲为尚的圆满之说。这一说法是有经典根据的，实际上，在印度大乘经典出来后，就有对三净肉进行明确的戒禁，而主张“许三种者，是渐禁断”，渐渐地禁止肉食，而后逐渐全部断绝肉食，令其修学。就是说，佛陀的教导素食是一个经历了由方便启蒙（允许食三净肉）的小乘教到彻底素食主义大乘教的嬗变。从佛教的肉食禁戒来看，中国汉传佛教的素食主义正是大乘佛教发展的高峰。

中国汉传佛教中的素食生活在六世纪被确定为必须遵守的戒规，同时也对中国的俗世生活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就是说，汉传佛教的禁杀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佛教内的茹素之风，还涉及到更全面性的禁断与日常生活中的定规。如帝国不仅于佛教全面禁肉，于世法上的祭祀等活动也一并要求禁断牺牲而“始用蔬果”，由禁肉进而完成守斋、断屠、禁猎、戒革（穿动物制品）等仁道护生与好生方式的推广除了佛教徒要求长素，中国不少民间生活中也形成了如早斎、六斎日（即中国农历的每月八、十四、十五、二十三及月底最后两天）等风俗文化。可以说，自六世纪以来，与素食相关的戒杀护生运动，经由国家政治力量的运作而逐渐成为中国生活伦理中的一种禁规与习惯。虽然素食在中国被认为是与佛教传统密切关联的生活教化，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这仅仅是佛教徒的戒律，而是关乎整体人性的慈悲与教化。